重建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家庭”

先从剧版原创或几乎只借用了小说人名的几个人物的故事线说起。

剧版中凌旖的故事，有评论已经指出，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女知青伤痕”叙事，简直可以算是插入本剧喜剧底色的一段简装天 浴。这条故事线，对一般观众而言，是为反衬主人公“越过越好”合理性的背景板，对知识分子观众而言，则是对新启蒙神话的隐秘坚持，构成了对所谓“纯真年代”的反讽。

剧版的冯琳，完全是推进剧情的npc，缺少完整的人物内核（除了最后一集也发现并关心了被家暴的女工外）。

剧版原创的许红旗，很多人已经指出，她是从生产一线的模范工人升迁起来的干部，按文 哥时期的情形，大概率是“以工代干”，并非干部编制。在时期后，自然也就被新一轮政治运动（不会还有人以为运动的时代是76年终结的吧？）给淘汰了。没有把这类人处理成纯粹的“坏人”，这当然算是进了极其有限的一小步。

引起很大不满的改编，是对穆老师人设的大幅修改。在新时期以来重建了父权核心家庭神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对之前时代最有力的控诉就是家人之间被施压“划清界限”。事实上，剧版之所以要如此改编，显然正是为了延续这种意识形态。所以这其实并不只关乎一个人物的“人设”，相对于小说中对方家重新团聚“顺滑”发生的描写，剧版将这种团聚以戏剧冲突延宕，正是为了配合进一步提高“团聚”的价值；这不止是修复亲情，更是重建作为空间与物质实体和再生产设施的家庭。与方母人设的修改对称的，是方父人设相对隐蔽的修改；相比于演绎短剧版天 浴的零一线，方父演出的则是温情版归来。小说中方父的人设是缺乏发展的，大概来自于零零年代流行的“国学大师”叙事塑造的人文学科大家的模板，而剧中方父却明显体现出下放经验造成的伤痕。

小说中被许多读者津津乐道的方母对女儿选择的“理解”，折射的是当下父权核心家庭神话松动后的大众思潮。 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小说中，所有人物都不再被强调“伤痕”，这区别于前面指出的，剧版中对“伤痕”的多处暗示。 因此上，不难发现，剧版其实识图在“小甜剧”的偶像剧声部外，埋设一个隐蔽的，坚持八九十年代新启蒙意识形态的，重建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家庭的暗线，同时当然又通过强化“地震”等国族共同记忆叙事，回应了国族主义。以上三者统一于经典的八十年代版本“人道主义”，即剧中女主文章中所谓“人性的光辉”。 然而，如此深沉周密的复调设计，却遭受到那些小说读者的诟病。原因何在？恐怕就在于，改开神话依赖“人道主义”的旧式讲法已经不能在当下的时代打动人心了。在“搞事业”成为小说读者主要阅读期待的今天，家庭不再被期待充当核心意识形态机器。 这不是说小说没有讲述改革神话。在剧版中，相对削弱了高考的中心位置，女主在高考前就曾得到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改开神话的重点因而也就不是“实现个人发展”，而是“拨乱反正”。更意味深长的是，小说中，女主的主业是“翻译”，也从未清晰地以“当作家”为“上大学”的目的，换言之，她是“述而不作”的，她的理想并不体现为某种最终的“产品”，而只是渴望过程，是想体验“另一种活法”，剧版中，女主却主动创作小说并以作家为志业。剧版中，女主很明显地，是在做一项“知识分子”的事业，这是新启蒙意识形态的发明者们的自我想象。而在小说中，高考的准备过程，与男女主密集的性接触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持续的享乐，一方面，高考被放置在叙事更为中心之处，另一方面，它又不再是一种“考验”，而成为一种伴随着通关奖励的，如同电子游戏一样的娱乐过程。在小说里，作者与读者都不期待男女主人公要有所“作”，尽管男主人公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事实上做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小说实质上采取了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革神话的较新（当然不是全新）讲法，识图把知识分子的故事去知识分子化，也就是“实用主义”化。这种努力有效地得到了后启蒙时代，家庭话语裂变时代读者的认可。剧版与小说的张力，因而在根本上也就来自当下总体意识形态氛围的新转型。不是主创在人设的意义上自觉“讨好男人”，而是他们想埋新启蒙叙事暗线时无意识地偏向重塑那种张贤亮笔下的男性或男性化启蒙主体。（实际上刚开始费霓照顾方穆扬的情节就很张贤亮，但小说里作者自觉地拒绝了这种套路-以知青办先提出结婚女主拒绝之的方式，后来也努力避免了把男主或女主塑造成那种“为民族和真理受难赎罪”的人设） 在人设和情节之外，对本剧的批评，集中在比如人物造型太干净，打光太亮，日常生活太丰富之类，这些我倒觉得，是无论小说还是剧版都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毕竟，那时不是石器时代这个常识还是需要从特定亚文化圈往外扩散一下。在任何时代，都有日常生活，尤其是在七十年代，运 动高潮过去后。最高赞短评的轻佻程度，实在是远远超过了这部电视剧或小说本身的。 又，有评论指出剧版中袁老师改画的情节似乎是编剧影射自己工作中的遭遇。或许。但我举出的例子都是男女主主线情节中的改编，似不在影射之列，而是出自编导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