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的生命定价：资本主义新阶段下的《猎杀游戏》

今天看了刚上映的《猎杀游戏》。总体而言，尽管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显得平庸，但它无疑是当代才能完成的、灵活地吸取了当下最新社会问题的电影典型。影片反映了当代对于媒体暴政的反思，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体和生命也成了资本消费的对象。这两点恰恰抓住了当今经济发展与文化再生产中非常具有时代感的特征。

首先，从媒介的角度来看，影片反思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全面监控的世界中，这一观念与《楚门的世界》或中国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中的隐喻类似。我们被生活在一个通过媒介终端—尤其是屏幕—窥视的世界，全面被其所包围。虽然《楚门的世界》未曾展现如此直接的监控和消费过程，但到了后来的韩国背景剧作《鱿鱼游戏》，再到今年的《猎杀游戏》，我们看到了资本家主宰下的死亡表演，这些被资本化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不仅通过监控和游戏呈现，也借由“英雄”和“骑士”这一传统概念的复活，揭示了现代社会对于牺牲与家庭荣誉等传统价值观的渴求。

这部影片彰显了这些核心价值观：父亲为救患病的女儿而拼命，男人必须承担家庭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一种媒介化的反乌托邦。影片中，媒体不仅在塑造我们对事物的观看角度，还在精心设计我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哪些人被塑造为英雄，哪些人被打造成刽子手，这些并非由我们自身决定，而是由资本所操控。

这种“观看”的过程本身也是媒介自反的体现。我们在屏幕中看到人物在观看，在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进行窥视时，我们也同时看到了人类的窥视欲望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了要观看他人死亡的渴望。生死成为了赌注，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媒介消费与娱乐化暴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理论中，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再生产中，维持劳动力的基本生命要素至关重要。比如，劳动力在生物体的层面上，需要在生病时得到治疗，需要足够的食物、需要休息和睡梦，还需要有家庭和承担子女的抚养，以为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作准备。这些都是劳动力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境下，人的身体不再是再生产的绝对基础，而是被资本消费化、商品化，成为了市场和娱乐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的经典时期，它实际上一直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基本要素。然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一些劳动力似乎变得不再重要，成为了所谓的“剩余劳动力”，是社会弃民，是想劳动而得不到机会的人。与此同时，资本的剥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人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排除在外，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本身的价值也逐渐消失。由此，一个原本无价的东西——生命——变成了一个被明码标价、可以通过奖金进行奖赏、甚至被视为可以“损失”的商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通过《鱿鱼游戏》和《猎杀游戏》，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具象化：资本家将普通人的生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观看他们的死亡表演，而这些生命不再是无价的，尽管是以家庭价值、荣誉的名义，而是可以被剥削和消费的对象。本来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对象的身体，现在本身变成了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