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第一本位不再是记录

从这几年的纪录片越来越精致的画面(比如蜂蜜之地，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马加拉)，突然想明白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纪录片如果注定无法逃脱伦理困境，那么纪录片本身就要用极高的艺术成就来配得上这种侵略。正如阿多诺在思考了那个著名问题十年后所说，并非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而是诗要配称诗，他举得例子是策兰。这部夜曲，也同样用电影的形式回应了这种伦理的质疑。

所以，决非一部像纪录片的记录片就体现了纪录片的本质，恰恰是那些揭露了沉重的苦难的记录片，那些在炮火中不断晃动的镜头，在剥削人们对苦难的同情，这是一种表象的浮夸，而非真实，它用“真实”贩卖苦难，用“真实”消解了真正的问题，因为这种苦难让观众的道德得以释放，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这才是更不伦理的！

纪录片要做的是艺术的事，而非现实的事，记录片的功能不是记录，记录的功能在这个影像时代早就被消解了，还把纪录片的记录功能当成第一本位，是及其落后的创作观念，纪录片剩下的只能展示艺术和美，苦难也是艺术，也是美，纪录片不是机关枪，它不能改变现实，改变现实的事库尔德的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