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梦》——资本主义异化与道德救赎的黑暗寓言

　　《赎梦》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主角们从梦中醒来之后真实的世界，也许才是永恒的、无法摆脱的噩梦。

　　导演张家辉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早年父母离异，随母亲长大，家境贫苦。”张家辉童年的生活，也许不似电影中的文思豪那样艰难，但他年少时的目光必然也接触过香港社会底层的贫困与辛酸。与他的成长相伴的是香港经济的起飞。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90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约7%——9%之间，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经济奇迹的发生，得益于香港实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极度开放的市场，低税收，小政府，资本高度自由化。高度自由的制度，再叠加自1983年起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普通法体系、中英双语的营商环境等因素，令香港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金融中心。

　　然而已经跻身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香港，并未建立起与其经济成就相匹配的福利制度。学界普遍将香港定位为以家庭自助与非政府机构承办为基础、政府提供有限现金援助+公共服务的“自由主义/残余型”福利体制。香港的福利体系虽然在70–80 年代随经济扩张而逐步加码，然而受政府的低税收和低公共支出所限，对于个人生活的支持也相当有限。社会福利不足，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导致房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高企。

　　香港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崇尚拼搏奋斗的“狮子山精神”。经济的增长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普通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命运——在《赎梦》的设定中，沈卓仁和骆达志这对老友就读的学校“陈树渠纪念中学”是位于深水埗区的非精英学校，他们一个成长为明星股票经纪，一个成长为连锁餐厅老板；而出身贫寒的文思豪读书成绩优异，成长为受尊敬的精神科医生。但“狮子山精神”背后隐藏的是福利和社会支持的缺失。因为福利不足，港人被迫依赖自身奋斗，以咬紧牙关顽强拼搏回应畸形的社会结构。在经济水涨船高的年代，个人的奋斗多少能带来一些回报；然而一旦遭遇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放缓乃至于停滞，金融泡沫破裂，顷刻之间便足以令千万人坠入深渊。

　　张家辉曾提起《赎梦》中沈卓仁夫妇与骆达志的设定，源自他在金融风暴期间的见闻——每隔两三天便有人以各种方式弃世，其中也不乏带着全家一起“上路”者。张家辉目睹这些惨案，深受触动，金融风暴因而成为笼罩在整部《赎梦》上的阴影。梦是现实感受的延续。在《赎梦》中，张家辉也许只是客观地呈现了他对于整个香港社会和金融风暴的真实感受，其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在主观上并非是为了反思和批判香港的社会制度，但就呈现的效果而言，《赎梦》却是近期香港电影中反思资本主义异化现象难得的样本。

　　“异化”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劳动异化”，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自己、劳动过程不再是自我实现和自由创造的过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成为商品和物的关系。在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还表现为工作工具化、消费符号化、人际关系物化、心理健康危机以及数字化规训等。《赎梦》的主要人物身上都集中体现了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沈卓仁作为股票经纪人，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将他人的信任与财富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揭示了人际关系被彻底物化，连最基本的友情也转化为赤裸裸的交换关系。而文思豪的创伤则展现了劳动过程与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童年承受家庭暴力、母亲的死亡。在社会支持缺失的情况下成长后即使成为精神科医生，也不断以越界介入病人生活的方式行医，企图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求自我救赎。在行业的高度竞争和医疗管理的制度压力下，个体的专业劳动已失去自由与尊严，反而成为内心创伤的投射。文医生本应通过医疗实践实现“类本质”，却因社会结构性压迫而深陷自我异化与道德困境。

　　张家辉看到了香港社会中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同情他们的处境，这展现了他对于社会和时代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他人的高度共情。这对于文艺创作而言，是十分可贵的品质。遗憾的是，他只看到了“表”，却未能以刻画梦境的犀利技巧去直指痛苦真正的源头。他简单地为噩梦的源头设置了“道德滑坡”的个人根源，最终以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救赎来逃离“噩梦”。他本人身为香港人通过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最终没有能逃脱“狮子山精神”的主流意识，仿佛只要一个人遵纪守法，光明磊落，勇敢承担自己的所作所为，便可以远离噩梦，幸福快乐。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人所面对的困境是结构性的。没有社会的变革，困境中的人仍旧得不到拯救，危机仍会发生；下一场危机发生的时候，仍旧不知有多少人会在现实中清醒地坠落。

　　尽管如此，《赎梦》虽然最终没有提出制度性解决方案，但在电影的艺术语境中，将出路寄托于个体的道德反思的策略仍旧提供了一种抵抗异化的可能性：在无法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个体唯有直面罪恶与责任，才有可能找回主体性。这种“道德对抗异化”的策略虽有限，却为观众留下了自我反思的空间。它提醒我们：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人是否仍能守住最基本的伦理与责任？这一追问，使《赎梦》超越了一般惊悚片的娱乐价值，成为一部值得深思的社会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