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霍文的沉沦

范霍文在好莱坞90s中后期的连续两部作品《星河战队》和《艳舞女郎》，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在美国电影工业中的“沉沦”，二者均出现院线口碑大幅扑街，但到又在后来被影迷所平反，甚至导演本人也将此指认为被误解。范霍文与好莱坞类型片体系深度融合的情况下，与观众为伍又与观众为敌，类型期待与框架成为一种诡计，让人无法辨认出他的表达到底指向何处。“谎言”是他许多电影的重要母题，从《本能》到本片再到《圣母》都作为一个不寻常的麦格芬，与其说是为了吸引观众、调动观众解谜的兴趣，不如说就是欺骗和隐瞒的外衣，遮掩着明晰的表达。而我会认为“谎言”甚至成为他的一种作者风格，几乎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记。不仅是谎言情节的出现，而是暴露出类型片作为谎言与造梦的人工性与矫饰，同时又隐藏他的批判或认同对象（或者说就压根没有）。类型故事与体系被宣告造假，这在好莱坞的自反传统下并不稀奇，但范霍文以外来者的身份以怪异而扭曲的方式——一边迎合，一边破坏——让自反成为似是而非的游戏。

回到《艳舞女郎》，围绕电影可以分为三层结构。一是在宣传发行上的色情片外壳，NC17元素的噱头，指向色情录像带等禁忌想象。第二则是类型片框架，歌舞与职场类型电影的结合，女孩在表演行业中的成长叙事与自我成就的幻灭，正如范霍文戏谑式地辩解“这其实是严肃的正剧”。上述的两层表达，更大程度上理应出自乔·埃泽特哈斯的剧本，实则满足了观众在性投射和类型讲述上的双重期待。第三则是通过展示剥削、凝视来讨论其本身与色情、权力的关系。若说前二者的表达是稳定的、程式化的，那么第三层中的奇观则是溢出叙事的展示性的过度，范霍文神经质的风格又让色情奇观的快感扭曲，甚至产生危险的转变，最后怪异地转向女性复仇类型的暴力。

范霍文在文本与影像处理上具有两面性，让观众无法断定他就是是剥削还是反剥削、是色情还是反色情、是成长还是反励志，显示出一种轻率的态度。尤为体现在private dancing这一场景中，诺米遇到她最强大的“对手”，并在工作中被迫出卖身体进行调情。在这一场戏中，扎克成为诺米和克里斯托二者间的中介，而两个女人间的关系既像是竞争，又有明显的性暗示；充满复仇般的无名之恨，但无疑三方又从过激挑逗的肮脏性消费中获得快感。若把其中诺米的狂野、能量感与报复心态视作女性在性交易行业（而且还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性交易场所，能允许女性尽可能保护自己）对身体的自我赋权，那么这种赋权行为似乎没有任何叙事作用，且可以发现影片绝对是高开低走，诺米逐步失去她对自己的绝对主导权而“被欺骗”。进而发现这一行业无论如何被明星制包装，始终不过是一个消费女性身体的行业。当然诺米的幻灭实则完全不对其本人和剧情构成颠覆性，这甚至称不上是一场幻灭。对于曾被侮辱、驱逐和贩卖自身的诺米而言，这似乎是她世界中的一种常识。而对于观众而言，再富丽堂皇的酒店上演脱衣舞，本质仍是色情消费，与小酒馆中无异。若把影片单纯地视作诺米的成长与梦想破灭历程，是不准确的，也充满不连贯性。只有当人物露出神秘而诱惑的微笑时，似乎叙事和奇观才被推进，但凡他们露出那种看似真诚的标志表情，或是欣喜或是难过，都让人感到滑稽和难以理解。这本身构成了对类型叙事惯例的一种讽刺，暴露出工整叙事框架的失真。同时又声称本片是对《彗星美人》这一法典时期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模仿，后者类似于《日落大道》般对明星制中的欲望与名利的自反式表达。在50年代法典禁忌时期，性只能被压缩为被动的凝视，而90年代的《艳舞女郎》则把演艺体制下的雌竞异化为性暴露与性吸引，释放了长久以来在主流商业片中被压抑的欲望。性表达压倒了叙事表达，以更为浮夸矫饰的表现方式毁坏对虚假叙事的期待。

而性表达的快感无论对于人物还是观众而言都是不纯粹的，他将色情奇观变为女性之间《彗星美人》式的斗争或诱惑，女性在情节和表现上变成“主动”接受剥削，而非被动和不知情的位置。然而，女性从被动变为主动，并不意味着电影真的有任何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或反凝视立场。不同于园子温《反情色》中以形式主义的癫狂风格展现情欲，并浇灭欲望。范霍文纵容色情与凝视，脱衣舞的盛大舞台为观众的视线留下足够宽广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他将性奇观过分自然化了，变为影片世界秩序的正常部分。但另一方面，他纵容凝视和剥削，同时又让性奇观充满攻击性、冒犯性与不合常理。诸如诺米与扎克在泳池中的性事，也是让伊丽莎白·伯克利几乎星途断送的一场戏。影片并未指明，在这里诺米究竟是出于对演艺业潜规则的屈服，还是从自身的快感和报复心出发。但不论如何，它将性爱展示为滑稽而喧腾的舞蹈。再次回到“脱衣舞”这一主题元素来看，舞蹈与性不是对位暗示，而是同步表达，它们都与“夺权”——自我实现的另一种表达——息息相关。与莎朗·斯通相比，伯克利的表演显得狰狞可怖，并随时处于爆发边缘。随着故事的进展，愈发令人意识到性表达的过度，最终变为两场性别之间的暴力，展现出在这桩交易过程中双方的攻击性。

正如范霍文纵容凝视，他也在这里纵容剥削。我仍旧会认为范霍文是一个反叛的导演，他在电影中展现的是一种全面而戏谑的否定，对于类型程式、对于性产业、对于男性权威；另一方面他的展示又构成另一种层面上的消费，对于女性身体、对于女同、对于女性情谊。否定又伴随着臣服，毕竟这归根到底也在镜头语言与调度上也符合了高规格的类型格式；而消费也不太彻底，这里并非淫秽而低劣的态度，有时候真挚得让人怀疑，仿佛是一部不彻底的《末路狂花》。这是独属于范霍文的辩证法，并一直延续到两年后的《星河战队》。但区别在于后者获得更为肯定的正名，而《艳舞女郎》在漫长的被责骂过程中，牺牲掉伯克利的职业生涯，这是范霍文还是好莱坞的罪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