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国的人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完全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战火的确烧到胶州湾，但与中国几乎毫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的时候，无论按照东亚以37年日军攻陷卢沟桥为标志还是以39年德军闪击波兰为标志，中国对日本的抵抗与欧陆发生的战事关系不大。换言之，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抗日战争在世界版图上讲只是区域战争。

中国被逼无奈和日本缠斗八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不管反不反法西斯，法西斯是谁，都必须把日本人从家里赶出去。所以无论是亲身参与战争的中国人还是我们都没有盟国，没有配合，没有夹在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中间的两难境地。我们不可能是中立国，也就无法以这种似乎更复杂的角度回忆战争。

一些远比当时的中国更富裕的欧洲国家却面对“习惯性”动武的德国选择了中立。中立国国民的心态究竟如何我们很难切近地体验。瑞士是中立国，瑞典是中立国，丹麦和挪威一度是中立国，爱尔兰的敌人永远是且仅是英国，如同土耳其的敌人永远是且仅是苏联，它们也是中立国。这些国家土地面积远比中国狭小，人口流动性大，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都很强，中立能维持一段稳定，但势必招致更复杂的麻烦。战时生活对于他们与对于中国人完全不同。

影片中火焰反复在提醒自己，“恋人”和战友，“记得他们是哪天来的么？他们是4月9日来的。”，此时屏幕上便出现历史影像资料和图片，都是一队队密密麻麻的德军机械化部队。 虚构场景拍摄与历史资料跨越或并置的方式仿佛在一遍一遍强调历史的确真实存在，然而观众会感觉到这些证物并不是给观众看的，而是给叙述中的各位主人公看的——在这里无论观众还是叙事者都感受到由不确定的感知和有可能淡去的记忆导致的焦虑。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丹麦人正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应对纳粹，如同在和另一个人种打交道，而不是入侵者；他们谈起纳粹时奇怪地带着种族主义的不适感，而不是爱国者对入侵者天然的仇恨。他们对于战争什么时候发生，是否已经发生，尽管紧张却并不敏感。柠檬是火焰的拍档，他也有句台词反复出现“战争来了。”这句话与其说是通知，不如说是揣测，里面有兴奋也有恐惧。

柠檬和火焰在“战争来了”以前，都听命于一个叫温泽的人，接受他的命令暗杀盖世太保和纳粹分子。这样的随意性和与一个个体在某种理念下达成的契约性合作本质上与黑帮无异，它必然导致盲从和失败。火焰的父亲开着一个小宾馆，盖世太保的头子时常去那里过周末，在火焰要求父亲透露给他这个头目的行踪时，父亲对他的生活给与一针见血但饱含怜爱的评价：“以你的头脑和背景做点別的什么，比你在街上转着圈杀人强的多。”爱你的人最希望的事情永远是你活下来，而这也永远只是个希望。

柠檬往往还有另外一句台词紧接着“战争来了”： “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这句话嘲笑了战士纯真的必死信念，也带出火焰在与盖世太保的头目狭路相逢时的犹豫以及错过绝杀就将必然死去的情节套路。

中立国的存在便利地给与人们另一种可能性来阐释战争：战争是私人的还是集体的？战争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地道战的胜利靠的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也靠区队长对具体战术的部署和经验丰富的战士在村民中串联协调。将战争私人化最好用的办法往往是英雄输给爱情，尤其是敌我身份不明确的爱情关系。但这并不是大家惯常倾向于把握的两种献身的斗争：是服从情感还是服从主义。相反，好的故事应当是双方如何斤斤计较，如何保全自己，如何留下对方一条命让自己去索取感情的依靠同时在其它方面使其一败涂地。一句话，讲极端自私的故事。如同瑞士人有一句话：“我们一周有六天为纳粹工作，有一天为英法祈祷。”从这个意义上讲，火焰与柠檬各自爱情生活所构成的两条叙事线索高下立辨。

影片最打动我，让我咒骂这个世界几句“shit！”并眼圈红起来的时候是柠檬举着枪威胁杂货店老板给他在一个空箱子里装满苹果，巧克力和真正的咖啡这个情节。杂货店老板就是个不得不投降了纳粹的小人物，他至少不是个坏人：说了很多遍打烊还是笑着转过来问柠檬要点儿什么。柠檬用一个集体的/国家的纳粹的概念打劫了这个小小的个体，在影片中仅此一次“滥用了历史”，因为他要挽回他的妻子和家庭。

影片有很多次俯瞰哥本哈根的镜头，角度和颜色让我想起佛罗伦萨。欧洲这样的城市都密集而安静，观众可以切近地感受到死亡的逼迫与生命的挣扎在街巷间共存。这样的镜头也选择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在上帝眼里，我们都是中立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