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说缺点和遗憾

也会提到一部分优点，以及不免有剧透。原本是发在小组讨论里的，想不负责任地随便说几段，但逐渐认真了一点，也写长了。

口音

影片的初始设定在广东，在表现案发之后大排查的镜头中，几次出现粤语。但三大队成员中，曹炳琨（蔡彬）、张子贤（廖健）都是太重的京片子，王骁（马振坤）也是北京口音，连魏晨（徐一舟）也会在不经意间有吞字、连音。实在是出戏。只有张译（程兵）、杨新鸣（张青良）没有明显的口音。

这真是北京多年来作为中国影视资源中心的「遗毒」之一，近年来多部以南方某地为背景的影视剧，都出现这种口音出戏问题，比如前阵子的《河边的错误》。

台词

有些段落的台词，实在是太书面化，并不像是真实生活中人们的对话逻辑和节奏。开篇的第一场戏，程兵到达案发现场，一边上楼一边了解案情，看似流畅、信息密度很高。但那一段同事（小徐？）对案情介绍的台词，都听起来很别扭，像是照着文字在读。即便是体现警察的专业性，也不该如此刻板。 毕竟，再专业严谨的人，在事发突然、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对信息的梳理和转述，也会是口语化和碎片化的，不会那么顺畅、字句工整。

作为中国银幕上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凶徒之一，王双宝（红中哥）这次的表演没能达到其过往的应有水平。除了戏份少、演员发胖外，台词的平淡也削减了其「狠度」。尤其是，得知死期将至，竟来了一段颇有些文艺腔调的人生总结。不是说凶犯就不能言语生动，没文化的人就不能造比喻句。而是，这段以抽屉喻人生的感慨，并不能让观众对人物的认知有任何增进。人物小传有没有？红中哥从前是干什么的，又是犯了什么罪要被判死刑？不是说要具体交代这些，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这种人之将死、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应该符合人物的前史。除非，红中哥从前是个图书馆管理员，成天翻抽屉整理卡片。

其他有些段落的人物对话，也有上述问题，但不那么集中和明显。

而在发现王氏兄弟可能的住所后，程兵队长当机立断一个字「动」，到达现场后发现李晨（杨建涛）的二大队在做排查时王骁的一句「鸟惊了」，这种有职业特性的简短口语，则是好的。但整部片中数量很少。影片中段五人以老百姓身份继续查案过程中，程兵又说了一次「动」，这是职业习惯和心理的体现，也是好的。可惜这类细节也并不是很多。所谓「心里的警服」，还是靠说的较多。是个遗憾。

煽情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也曾是警界的「流行曲」。但真的有必要，在2009年几个昔日战友出狱后重聚的酒后，完整合唱吗？这首歌用来烘托几人的经历和心境，真的合理吗？画面还配上歌词，这歌居然还要在片中出现两次。

和真实事件不同，片中有三大队另外四人和程兵队长共同追凶。但无论是在墓地每个人的表态，还是随着时间流逝，这四人又先后退出的段落，都显得冗长、重复。煽情没有节制，而且剧作的精巧不足。

真实事件报道的原作者深蓝评论，「感谢导演和编剧老师对于五人追凶小队的设定」，让程兵队长有了伙伴。加之程兵本人不愿详谈那些年的经历，他在几年时间里，是如何辗转多地、寻找线索，并最终锁定王二勇，是一个谜。这里面有很大的想象、发挥空间，但同时也加大了编剧难度。更多的人物，增加了故事的复杂、精彩程度，但每个人最终的退出，编剧的坑并没有填得很好。一旦剧情推进到线索断掉、队友退出，观众的期待会被自然调整到「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其中的成员退出段落，虽然原因各异，顺序和内在逻辑考究，但每场戏都显得情节潦草、情绪拖沓，观众已经知道必然有人要退出了，就看你怎么退出。程兵的反应是有层次的，但退出者的部分情绪和表现是重复的，说白了人物的复杂度不够。

包括影片中每到一地，都在画面上大字打出地名。但有些段落近乎快剪，仿佛（当然不是事实）去茂名就是为了让魏晨（小徐）带着女朋友退出，去沈阳就为了吃顿饺子让张子贤（廖健）在爆竹声中宣泄一下。这些段落信息量都太少了。

还有一点，这片子里的人都太爱鞠躬了。感谢要鞠躬，抱歉要鞠躬，告别要鞠躬，还要互相鞠躬。这不是日本电影啊。这属于表演发挥和导演取舍的问题。在某些情绪饱满又难以言说的场景下，人物情绪的外化，手段单一且重复。

旁支

煽情过度的问题，跟人物的增加，又很难高效率地呈现人物的饱满、复杂有关。比如阿哲（张新成）这个角色，狱中的部分几笔带过，人物没立起来，后半段又突然来个受程兵影响改变了人生，最后试图帮忙查案导致被杀害，而且还是新闻加妻子转述。这么多年，阿哲和程兵一点联系都没有吗？阿哲的被害又怎么那么巧合？如果整个删掉这个人物，其实也没有任何影响。还不如给红中哥（王双宝）加些戏，让程兵在狱中加深对底层社会和罪犯的理解。

程兵出狱后，找到了前妻和女儿的新家。那一段也是不可思议。如果说，前妻刘舒（黄璐）对程兵有怨恨，有独自抚养女儿又要改善生活的艰辛，是可以理解的，但多年的夫妻，加之变故，难道不是情感复杂的吗？毕竟影片前半段一家三口合影段落，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那么此时黄璐的表演只剩下「冷漠」这一种情绪，包括女儿排斥的反应（后半段还有个180度大转变），是不是太简单刻板了。

宿命

最后一个因为生病退出的曹炳琨（蔡彬），在河心对着程兵的背影喊出的那段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追不到。老天爷在帮他，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也呼应了之前提过的「我执」。这里突然有了一点玄妙的宿命感。包括最后程兵对着张本煜（王二勇）喊出对方真实名字的时候，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赵某一个激灵，慌乱中几乎是自言自语「我…我不是」的反应，非常好。

其实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程兵从精干的刑警队长变成阶下囚，又和昔日战友组成「民间三大队」私下追凶，再到队友退出自己一个人坚持，每一个阶段、身份的变化，他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使命必达的职业尊严，为了让受害者沉冤得雪、给师父报仇，还是近乎一种私人恩怨或个人的偏执？过程中，有没有身份的迷失？毕竟，从一开始办案，三大队就是带着激烈的私人情绪，这也导致了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失控，导致了后面的一切。不用说，动因肯定不是单一的，都有，很复杂。那么就应该好好表现这种复杂。

影片后半段，程兵面容愈发沧桑、使用的手机也在迭代，很自然地告诉观众时间的流逝，经历对人的改变，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底层劳动者，这是好的，但浅尝即止。

而王二勇，原本隐藏得算是很成功。程兵报警之后，故意对他下重手，策略上刺激对方必须把事情闹大，情绪上宣泄一部分愤恨，而戴着眼镜一副温文尔雅样貌的王二勇，也终于迸发了杀人犯的血性和凶残，对程兵狂殴不止。这段的设定和表演，也是好的。但王二勇的「我是谁」之问，也只有这么两处表现。

这种有宿命感的命题，在巅峰时期的港产警匪片、黑帮片里，有很好的探索和发挥。但是本片选择了「警察身份」，脱了警服内心还是警察，这一更安全、正确的设定，沿着这个主旋律的方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要唱《少年壮志不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