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和他变化的宿命论

作者：Phaedrus

本文首发于媒体平台 耐观影

伍迪艾伦和他变化的宿命论——天降幸运影评

人们从未质疑过伍迪艾伦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也不曾有人因他经常拍摄婚姻生活而将其作品贬为烂俗电影。那就是这么一个深耕于两性与亲密关系的怪老头，这个同时身背“高产导演”和“性侵犯”名声的鬼才，已经成为了美国电影史中无法略过的一个存在。

波折如他的一生，出生于伟大的电影之城开始，再从纽大辍学生到新秀喜剧人，进入电影行业后又从欧洲公认的“美国电影界唯一的知识分子导演”，变成了娶了养女的不伦艺术家，人们对他的标签无数次随着其命运而改变。因此当我们开始诉说所谓命运的曲折时，只有伍迪艾伦能笑谈那命运还有那无端的运气。

当2023年他的第50部影片“天降幸运”上映时，观众看到彼时已经87岁的老头将镜头转向了他所热爱的巴黎，以及他所擅长的“在婚姻里来回出入的中产男女”，我们发现他又将自己舒适圈中的元素一一搬出，继续在电影中讲述着婚姻中的不忠、友谊与爱情、还有死亡和犯罪。

我们不得不承认伍迪艾伦对于婚姻的思考是超脱于物质的。体面的工作、充盈的资产、优秀的教育背景、良好的文化素养，这些仿佛都不是维系婚姻的加分项。甚至在某些时候，就连真正的爱情也不是。老头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底下藏着的，是对现代婚姻制度狂妄至极的嘲笑和讥讽。

只是在再一个披着婚姻外壳的小资肥皂剧外，伍迪艾伦对着他可能的最后一部作品，留下了他终其一生变化不断之宿命的注解。

从影片的初始，已嫁为人妻的女主范妮背着丈夫Jean与老同学阿兰的出轨，情节便如舞会中的漫步一般，围绕着一场又一场的欺骗与背叛曲折前行。只是在这个故事的每一个行为开始，人物的宿命也在此时与他们的行为完成了对应，无忌于他们的身份高贵与否，这是宿命论的起点，即人们的最终命运正是为自己的行为而买单。

在核心的创作脉络之外的是，伍迪艾伦将婚外情的内容布置得极富诗意，脱离传统婚姻之外的爱情究竟是否才是人性的自由我们无迹可寻。但是无疑，新爱情的开始与旧婚姻的破碎会同时发生在这一刻，爵士乐音符响起的第一个节拍，阅读诗篇第一行时所跳动的胸脯，以及和情人坐在公园长凳上时的第一句爱慕之言，爱情会在这些时刻如压在咖啡底部的泡沫般上浮显现，打动了那些只是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人。

婚姻之外的爱情就是背德，这是现代社会所规训的，而这样的命运也必然会出现干涉意向，《天降幸运》里遭到背叛的贵族丈夫Jean承担起了挑战命运的角色，他试图将命运的剑握在自己的手里，拥有钱财且知晓一切的Jean有着超人的魄力和解决所有烦恼的决心，无疑是伍迪艾伦式的电影里鲜少出现的刻板化强者人物。但同样地，书生气的伍迪艾伦终其一生，也从未相信强力可以改变什么，几乎用不到任何片刻的思考便可知道剧情将会在这里急转直下。

电影从Jean的干涉开始，逐渐离开了对爱情和婚姻的解构，在此之后那单调又狗血的追爱戏码中插入了难以置信的运气，插入了不可避免的命运，插入了取人性命的犯罪，这些元素取代了伍迪艾伦式的妙语连珠成为了一段精妙的、欧亨利式的轻喜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使得这些电影一夜之间转变成了崭新却依然平庸的肥皂剧，宿命不再具备其精妙的特性，而成为了道德肃杀中对等的因果联系。

干涉因子在伍迪艾伦的故事中持续作用，为了继续强力地把控与范尼的婚姻，让在抹去阿兰存在之后继续陷入愚蠢无用的连环犯罪，就像我们小时候就被教导的那样“掩盖一个谎言的方式就是说另一个谎言”，妄图把控一切的让显然触碰到了导演最忌讳却又深埋在电影根部的哲学思考，“人究竟是否可以把控自己的命运”

而也正是在结尾的铺设中，伍迪艾伦大手一挥又继续阐述着他对命运略带戏谑的看法，在21世纪的法国新贵身上重塑了一款古希腊戏剧般的宿命论，正如马太福音中所述：

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计划以意外灭口的让，被如出一辙的意外夺去性命，在电影的最后，旁白缓缓念着阿兰最后写下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偶然性在所有事情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拥有运气的重要性”，落下了这场大戏的帷幕，也最终形成了命运回文。

影片再一次在这样的时刻淡淡的讲述了一位80岁老者妄图“教会”你的道理：命运是充斥着偶然性的。

《天降幸运》阅毕我们不难去联想到伍迪的另一部命运佳作《赛末点》（2005），相同的因婚姻和利益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犯罪，也相同地有着对命运与运气的叙述。

但不同于这部的是，出现在以伦敦为背景的《赛末点》中，幸运这一元素超越了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价值观，而是变成了：人不会因其的罪行受到惩罚，这样的宿命可以因幸运而超越。

伍迪艾伦如玩弄手中的球一般，将幸运与命运来回摆弄寻求平衡，而他电影中那些人物戏剧般的命运也因此改变。《赛末点》也好，《天降幸运》也罢，伦敦和巴黎只是不痛不痒的舞台，婚姻和爱情的故事也只是讲故事的方法，抛开权贵生活和男女情爱，他显然希望将自己所讲述的道理放得更高。

其对宿命论的理解在两部中的变化可以清晰看出，而这两部电影也都缺失了他所标志性的碎碎念，主角脱离了那些被誉为“伍迪艾伦式”的台词和行为方式，甚至有意将这两部电影剥离了那些伍迪艾伦电影才会有的韵味，只是让这两部影片成为了他阐述思考与老者经验的文本。

伍迪艾伦曾大方承认对于《天降幸运》，他渴望在这部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欧洲导演，可惜这部电影好像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美国式肥皂剧的俗套。18年过去在《赛末点》中埋下的宿命论的种子终在这部平庸的《天降幸运》中长大成人，但正如人们会惋惜缓慢走入成年之人已失去了幼年所赋予他们的想象力，伍迪艾伦对宿命的构造也失去了他的灵气和大胆而渐渐走入了电视剧式的结局。

倘若我们从头回顾这个布鲁克林小子的演艺生涯，越过早期其无法摆脱的喜剧演员身份所出演的荒诞喜剧之后，他大声疾呼出“幽默是一种诅咒”，然后转身投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对死亡和生命的输出，并将其的哲学思考不加掩饰地在他中期的电影中显现。

这个阶段的伍迪艾伦电影中不乏对两性关系清晰的洞见，也夹杂着他自身对于死亡和生命的顾虑，并将这些想法都以一种轻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安妮霍尔》开头中对宇宙膨胀而无限焦虑的小男孩无疑代表了其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也正是这些情节慢慢构成了他的个人风格。

但他的作品逐渐迈入下一个世纪时，他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纽约，而将目光投向了欧洲，故事发生在巴黎、罗马、巴塞罗那和伦敦。人们逐渐接受这位出片频繁的美国导演有可能将这部法语电影作为其封山之作之时，才渐渐意识到他对于欧洲广博的热爱，电影从巴黎诞生，而他仿佛也希望自己的电影生涯可以终结于此，结束在这个一切开始的地方。

当我们对他的作品细细品味之时，我们会发现正如众多评论家所述的那样，伍迪艾伦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平庸，欧洲为背景的电影和那些在纽约拍摄的绝无差异，讨论的核心却又像旧日那样毫无意义，只是在我们没有察觉的角落里，将近90的这个走出美国的纽约小子渐渐不再将自己置于一个提出疑问的位置。

他不再是那个在《星尘往事》里向外星人询问的年轻人，也不再是那个在《安妮霍尔》中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不解的纽约客，此刻仿佛只是一个在时间里获得了答案的老人，在一个又一个90分钟的电影里埋下了自己对于宿命论的批注：

面对着无序、无意义的命运

我们大概只能像信徒一般祈祷，终有天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