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一代的恐惧——六十年代后遗症

《凶兆》和《好兆头》对读，可以清晰的发现西方文化从70年代的悲观，到冷战结束时的乐观的转变。

孩子们为什么会反对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经历60年代的西方主流社会的一大疑惑，也是一大恐惧。下一代会不会抛弃，毁掉“我们的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案似乎只能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血统被魔鬼污染了（《异型》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焦虑）。

从技术角度看，影片并不精彩。起码和《好兆头》比，基本算个刚及格的中产阶级恐怖片，也就是室内恐怖片。主要场景很难让人接受这是美国驻英大使的官邸，最后就剩下一个佣人，也就是一般美式中产阶级house里发生那种恐怖片。而血统不明的孩子——指向移民；女佣——指向无产阶级，成为企图毁灭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邪恶力量。影片设置的敌基督成为总统继承人，从而使美国变色的扣子，在续集中无法展开，直接就被无视掉了。

而美国70年代最大的危机，在这里表现的极为明显就是意识形态危机。美国不是政教合一国家，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资本主义，但是这里必须乞灵基督教以对抗她的敌对意识形态——因为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这时敌对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俘获了下一代，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无法自我论证其合法性。

到了96年书写的小说《好兆头》，资本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喜滋滋的在问她的敌人:有什么文化精品是你们创造的？

而恰恰在疫情之前，《好兆头》在又一个20年后，被搬上荧幕，似乎是一个自信满满的时刻。但随后而来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再次发问:这个文明可以千秋万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