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荣光，没有暗影

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作者自己对创作意图的表白是：

“我想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展现一个人可能跌入的所有陷阱，”吉亚诺利表示。他与编剧雅克·菲埃斯基（Jacques Fieschi）和伊夫·斯塔夫里德斯（Yves Stavrides）共同开发该剧本历时五年。“你微小的恐惧和懦弱，是如何在猝不及防间塑造了历史。”

吉亚诺利本人也是一位于2022年去世的法国著名记者的孩子，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媒体和“特定有钱人群体”如何被腐化并去推广危害社会的议程深感兴趣。他此前的作品——改编自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赞誉之作《幻灭》（Lost Illusions）——展现了19世纪巴黎新闻业如何从启蒙工具沦为利润驱动的“假新闻”机器。在《光与影》中，他将这一探讨推向深入，追溯了一位曾经的和平主义记者如何一步步堕入反犹主义，并沦为极端主义政权的积极共犯。

然而很奇妙的是，拍出来却完全不是这个效果，反而看起来倒像是给法西斯分子翻案。

首先必须了解本片拍摄的政治背景：现代法国的国家神话就是戴高乐远赴非洲保存自由火种，联合自由世界痛打纳粹。至于绝大多数留在法国本土的同胞——要么是老实巴交的老农，要么是一小撮穷凶极恶的通敌分子。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贝当主义“民族革命”支持者、对德军需黑市、或者法国传统反犹主义、以及政治上“极右翼的诱惑”，这都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你给通敌者拍电影，就是拆人家国家神话的台，就是在拆穿流传至今的反法西斯主义谎话，指责现在自由政体的祖上竟是个串儿。作者因此感到担惊受怕：

吉亚诺利自己也承认，在拍摄《光与影》期间常常失眠。“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想：‘天哪，我到底在做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可惜，谎话就是谎话。战后对通敌者的“大清算”只是用别人的血给自己做心理安慰。埋得越深，将来挖起来就越麻烦，即Tony Judt所谓“历史的复仇”。这个程度上来说，本片的是对历史模糊性的正面开刀。是一场基因溯源。

研究维希政权及国家反犹主义的法国权威历史学家罗兰·若利（Laurent Joly）称赞该片展现了“模糊性与复杂性”，

但是话锋一转：

他对影片中对让·吕谢尔的描写持怀疑态度。“将吕谢尔推向[通敌]深渊的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他本质上的不讲道德与贪婪，”若利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当他那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在佛罗伦萨主持法国研究所时，他就有了偷窃问题。他一直就是个骗子，这才是他人生轨迹的关键。很早的时候，让·吕谢尔就被纳粹德国腐蚀了，到1935年，他已经在大多数昔日的左翼和平主义朋友中臭名昭著、遭到排斥了。”

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

电影淡化了让·吕谢尔受雇并投身亲纳粹阵营的极度早发性。他是个骗子、投机分子，一直靠弄虚作假度日，很早就被纳粹腐蚀，也很早就失去了昔日左翼和平主义朋友的信任。

（他是）一个在战前多年就已经受薪纳粹的宣传员、在占领时期成为坚定的通敌者，乃至一路密谋至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1944年9月通德分子的庇护地）以期分得一杯羹的人。

然而，电影中为了凸显作者“金钱腐蚀有志青年”的人文关怀，必须塑造早期吕谢尔（乃至奥托）的有志青年形象，电影继续编造如下事实：

影片中让·吕谢尔的父亲据称在占领初期于《费加罗报》（Le Figaro）上发表公开信，谴责其子投身通敌阵营的行为。许多看过电影的人可能会以为这确实发生过。然而在维希政权的审查制度下，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朱利安·吕谢尔（Julien Luchaire）早在1933年6月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责他的儿子，痛惜他与一个钳制本国民众并迫害犹太人的政权相妥协。而且，这篇文章并非发表在保守派日报《费加罗报》上，而是发表在由基督教民主主义者马克·桑尼埃（Marc Sangnier）主编的左翼和平主义周刊《人民的觉醒》（L’Éveil des Peuples）上。

在吕谢尔堕落的路上，为了体现其人性和记者职业道德仍有保留，影片虚构了如下两个事实：

他没有举办正在他报社办公室里印制地下报纸的抵抗运动成员；又或者，当《犹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颁布时，他选择不写社论——

吕谢尔的报纸以及他本人在西格马林根期间，从未停止过谴责抵抗运动、谴责“恐怖分子”和“罪犯”。至于他所谓在《犹太人法案》上的沉默，看到编辑会议那一幕，大家必然会联想到1940年10月著名的维希法律。然而在那个时间节点，吕谢尔掌管的报纸《新时代》（Les Nouveaux Temps）甚至都还没有创刊……总之，在这一点上，观影者再次可能误以为吕谢尔拒绝就占领军看似非常看重的《犹太人法案》发表评论。如果真是这样，那对他来说确实相当勇敢，大家也必然会记为他的功劳。但这根本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在1941年，《新时代》可以说是最热烈支持维希政权反犹政策的通敌报纸。

整部电影对纳粹大搜捕几乎无描写，对纳粹迫害抵抗运动几乎无描写，对吕谢尔办刊充当官方肉喇叭的社会影响几乎无描写，反而重点拍摄吕谢尔抽烟喝酒搞色情，仿佛高处不胜寒，生活就是混日子，官场就是过家家，外加吕谢尔身患结核依然坚持抽烟，仿佛是在教导观众及时行乐。剧本的重点因此非常幼稚且主次不明。

对于奥托的描写更是幼稚。奥托也有着类似的堕落轨迹。然而，对于奥托主导的占领政策、奥托主导的反犹政策、奥托主导的艺术品掠夺只字不提，反而句句不离奥托是真心为了法国好， 犹太人被追捕的镜头一个没有，反而是吕谢尔和奥托忙着给犹太人办签证。 仿佛纳粹德国驻维希法国大使在巴黎的唯一目的是和吕谢尔合伙糊弄希特勒。

乃至到了纳粹德国的最后时日，吕谢尔不像是个戈培尔一样的宣传家，反而成了顾家的好老爹。带着女儿跑路尽显责任和坚强。最终父女俩被抵抗组织抓获，竟有一丝悲壮感。 被枪毙的抵抗组织千千万，在这时却给了个被抵抗组织打的头破血流的通敌者镜头。 就连奥托似乎也褪下浮名，又成了那个爱法国的和平主义小伙儿。好一出不忘初心的虚构戏码！

影评开头我说过，当下法国的国家神话，需要基因溯源。对吕谢尔、对其它合作者的战后清算乃至暴力行径都只能埋藏矛盾，而无法真正地解决矛盾。你以为你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你以为你有资格抓罕见？你以为你绑个袖章自称美国步兵师，就有资格把别人抓起来枪毙？这是对假抵抗真弄权者的正面嘲弄。 如果人人都以反法西斯主义自居而高枕无忧，就会对法西斯再临的危险浑然不觉。当今需要的是打破历史禁忌，自查自清DNA里的法西斯主义成分，人人有罪才能警钟长鸣。直面历史的电影作品应当打破这种表达禁忌。不是只有道德败坏的人才通敌。二战不是正义的反法西斯人民暴打纳粹小丑。相反，通敌行为是模糊的，边界不清的。缺乏自我审慎，在腐败的诱惑和社会压力下，任何人都是潜在的通敌者。在这种条件下选择抵抗，才能体现其光荣。

《荣光与暗影》确实领会了这种精神。吕谢尔一再退让，妥协，获得特权，贪污，逐步丧失底线，最后沦为合作者。只是，电影对通敌和腐化的代价毫无展示。吕谢尔纵情烟酒，肺结核也没害死他，最后反而死于急性重金属过敏。这仿佛教导观众，通敌合作就能享有特权，得了肺结核就要快意人生。他对知识界的毒害，对抵抗运动的破坏，他的反犹主义，他的特权的代价没有丝毫展示。整部电影全是荣光，没有暗影。 吕谢尔和奥托两人似乎好事做尽。拍吕谢尔咳嗽的镜头比拍被他害死的人都多。 奥托征用法国物民力支援战争，影片的重点反而放到奥托多么有教养，多么清醒。对拒烧巴黎的情节着重描写，对于作为占领国从事的镇压勾当，奥托对吕歇尔搪塞道： >“我没有必要全部告诉你” 这似乎也要把观众搪塞住了。不要看普通法国人如何饥寒交迫，如何绞尽脑汁获取配给物资，工人如何遭遇轰炸，民族自尊受到何种侮辱，看这帮上流德国人士如何讲着流利法语炫鱼子酱就行了。

电影结尾，观众经过三小时的观影，看到的是一个无辜、不知情，被逼无奈的合作者，而不是主动走上犯罪道路的投机客。这时候，法官再称吕谢尔的通敌合作只因贪财，似乎显得说服力不足。此外，吕谢尔一脸正派的坦荡形象，外加一句“卑鄙！”让导演对吕谢尔做出道德批判的最后尝试整段垮掉。观众只能培养出对吕谢尔及其女儿的同情。

题外话，电影以女主的视角展开。Corinne Luchaie于1950年因肺结核去世。1949年，她的自传" Ma drôle de vie "(《我的奇异人生》)出版。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对自己不知情的辩护和对父亲的洗白，以及对战时特权生活的回忆。如果她的录音带留下来的话，里面的内容估计也差不多，不会有什么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