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的元叙事

一篇论文（Xiaoping，2013）将苏州河归纳为若干爱情故事的集合，马达与牡丹、马达与美美以及叙述者与美美（暗示的马达与肖红），并将本片解读为一种共时叙事，其中角色（以牡丹-美美的对比最为显著）是不同时期社会价值的体现（embodiment）；放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就是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90年代的转型期和此后盛行的资本主义价值。这诚然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并具有一定解释力，在其框架下我们能解读出电影对转型社会中民众对社会变化的迷茫和新的身份认同（identity）形成的困境，但我认为这个理论过度归纳（generalize）了影片，将其抽丝剥茧，选取而又并举了影片中的所有亲密关系并加以分析，因此有过度分析之嫌。影片中牡丹、马达两个角色可能的虚构性质在此种分析中并未被充分强调，他们被简单当作了和叙述者、美美平级的概念进行分析，而我认为影片中明确暗示了马达、牡丹的虚构性，以及叙述者、美美相对的“元叙述者”的地位。

首先陈列马达、牡丹作为虚构人物的“证据”，叙述者在片头苏州河的独白（monologue）中提到他在苏州河上的见闻，“有一个人从桥上跳下去”、“捞上来一对情侣”，这些显然后来被编织进了马达和牡丹的故事中。此后，叙述者在讲述了美美和自己的相遇之后，在阳台上掠过的路人身影中也出现了后面故事中的马达和牡丹——他们显然是作者想象的原型。叙述者谈及美美对理想爱情的向往，赌气似的说“这样的爱情故事谁都能编，我也能”，接着便切入讲述马达牡丹的故事，更加明确了他们作为虚构人物的身份。在后来的叙事中，叙述者也多次停下思考故事的发展，期间画面忽闪暗下，似在暗示作者构建（conceive）的虚构世界的不稳定。更不用提马达、牡丹二人以物为名本身所带有的任意性和符号意义，马达和牡丹中“m””d”的押头韵（alliteration）和排比（parallelism）不像单纯的巧合，马达暗示的“一直寻找“，和牡丹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女性特征的联系也让他们更具虚构人物的抽象化特征。加之，人物的符号化特征也体现在角色视觉中——马达的装扮和牡丹提到的施瓦辛格在《终结者》里的扮相实在有点像，牡丹的形象也很符合对未经世事少女的想象。

因此，与其把叙述者-美美-马达-牡丹的关系并举，不如把后两者当作现实人物的思想产物（brain child），承载着消费主义盛行的商品社会下的现代人对良好亲密关系的向往凝结成的典型和楷模，具有相当的理想和虚构特征。与叙述者屡屡被美美指出“撒谎“相反，马达寡言少语、真诚，没有撒过一次慌——即使是在社会规范（social norm）认定撒谎的合理性的时候（美美因为马达没有撒谎而感觉受伤，”他不是在骗我“），这突出了马达的otherworldliness和非现实性。以下将阐述我对苏州河故事的theory，一个推论：

叙述者和美美是在风月场所结识的一对情侣，他们的相识无疑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们相聚在霓虹灯闪烁的夜店，喝冠名为“好莱坞”的鸡尾酒，美美是夜店景观一部分的表演者，他们在黄河路嬉闹亲吻，他们经历快餐消费一样的恋情，叙述者在谈及分手时问“我们是现在还是在做爱之后”。但美美无疑渴望（她的想象中）更为理想的爱情，她提及马达的故事，有时候黯然神伤（“美美有时候会莫名奇妙地伤心”），作者将她塑造为一个渴望真正爱情的风月女子的形象。所以两人的爱情中闯入了“第三者”，马达，马达是叙述者-美美两人共同虚构的产物，仿佛从理型世界中走出，是理想化爱情的象征，是他们感情中的不稳定因素，随着他们隔阂的增大，虚构人物也似乎得到更大的力量，叙述者丧失了对马达的控制权：在电影中间，他承认自己编不下去，“让马达自己完成故事”。正是在此时美美和叙述者分手，投向作为自己理想爱情实在（embodiment）的马达。马达由此获得了“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自由地活动，寻找和他被孪生创造的牡丹。但马达在现实世界中是短命的，他似乎被这个世界排斥般地在找到了牡丹、完成（fulfill）了他作为虚构人物的命运、圆满了“故事”后，就和牡丹在醉酒后驶入苏州河殉情了。理型人物的死亡让美美对亲密关系幻灭（disillusioned），并离开了叙述者，讽刺地留下了“来找我吧”的纸条，叙述者不负众望，没有想过找她，躺在苏州河的渡船上喝烈酒，穿过外白渡桥的时候，水中映出余晖，他喃喃：“一切不会永远……我宁愿一个人闭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的爱情”。

In other words，马达是美美由于对理想关系的向往造出的frankenstein，他作为”一段故事“、一个实体模糊了电影中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并最终捅破了美美和叙述者关系中的那层脆弱的窗户纸，摧毁了他们的感情。我觉得基于马达虚构前提的解读是更本真的，且是对现代亲密关系更贴切的隐喻。

因此，苏州河的故事何尝不是个在虚伪商品社会里寻找真正爱情的现代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