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天赋与生涩

《总统的蛋糕》拿到了戛纳的金摄影机奖，是对首作导演的表彰。这也是对本片的恰当定位。

这部作品的优点是局部设计，在戏剧与视听层面都是如此。导演可以精心设计单段落或小阶段，带来复合、多重、交叠作用的表意效果，信息量颇大，也有较为妙笔的时刻，充分体现了天赋。但就全片而言，无论是剧作文本还是图画意象，导演还是缺乏更多的全局思维，虽有要素的贯穿，但未赋予真正扎实的内容去支撑。

它的核心概念是“不断的造神与推翻”，将之重复在每个极其短小的段落之中。每个小段落都会拥有一个瞬间的神明式人物，似乎可以帮助两个孩子得到做蛋糕的配料与水果，但又转瞬即逝。在全片中，一共有三个贯穿始终的神明式存在。第一个是萨达姆，给予人们虚假的“自由解放”，实则导致了通货膨胀的社会环境，落实为“过生日”，两个孩子必须付出童真的代价去应付物价、制作蛋糕。第二个神明是伊斯兰上帝，女孩从最初就不再相信它的存在，说明了萨达姆对其的取代，后半部中的它成为了孩子黑化、应对物价、制作蛋糕、偷盗后的代偿对象，试图用它来解决现实困境，既偷盗堕落，又不至于“黑化”。这象征了孩子对现实的应对之法，上帝对伊拉克社会的理论作用，但效果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反而让上帝愈发成为了“国民”的一份子，以不同的形式----孩子去偷盗，上帝负责让孩子可以放心偷盗---服务于萨达姆的生日。

第三个上帝则是宠物鸡。它是女孩唯一信任的神明，指引着她的行为选择。最初，女孩向它祈祷，接受是否去制作蛋糕的指引。在购买材料的旅途中，鸡则靠“咬烂配料表”的方式去表达反抗意见。但在后半部中，两个孩子已经堕落为小偷，公鸡象征指引的鸣叫就失去了意义，只是二人不断堕落行为中的无效背景。女孩相信鸡，当成宠物家人与指引神明，代表了她的纯真。但鸡实际上解决不了现实难题，因为无法生下鸡蛋去制作蛋糕。这让女孩彻底丧失童真，也放弃仅存的神明。

在序幕中，导演力图表现童真、神圣、原初氛围的陨落。大自然的河中场景构成了该阶段的主体，对应着奶奶的“神明让你在水中”的祈祷。但在第一场戏的结尾，纯净的河中环境已经走向了黑夜，远处燃起烈火，天上划过美军飞机。这是上帝世界的陨落，带入萨达姆导致的现实。因此，身处于这种环境里，两个孩子的童真是非常短暂的。在男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影片强调了童真的核心元素：贯穿全片的眨眼游戏，“吃光蛋糕与喝光可乐”，以及第一阶段落点的“带巨龙的游乐场”。

但在第二天上学之前，女孩忘记了祈祷，说明她不相信上帝。奶奶在土地上农作，却被雇主抛弃，意味着自然支撑的失效。她点起来的火盆在前景，始终加持着美军轰炸点火的设定。因此，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现实意味就很强烈了。萨达姆的第一个平替“军官老师”出现。女孩先经过“萨达姆图画”，随后遇到现实里的“萨达姆”，即对现实社会从某种纯真包装到刻骨真相的触及过程。女孩不相信上帝，因此没有祈祷自己不要被抽中做蛋糕，上帝也确实没有眷顾她，此时已经让位给萨达姆。孩子们先自己变纸条魔术，随后“纸条”变成了放在盒子里抽签的工具，说明孩子童真的陨落，甚至自己成为了萨达姆统治、服务于他的“写名字纸条”。

在抽签的段落中，导演用长镜头拍摄了一个个孩子放入纸条的过程，伴随着“萨达姆”对每个孩子的表面问候与军事化对答。盒子成为了统治的象征，孩子则是被纳入其中、被动承受命运安排的“纸条”。“萨达姆”拿走女孩的苹果，随后抽中女孩，引出了她承受的具体困境，“物价压力”。同时，他也驳斥了周六想去游乐场的男孩，将“蛋糕”与“游乐场”的前夜许愿一并推翻。

因此，当女孩再次划船回家、进入河中的时候，这种“上帝赋予之地”的画面变成了水中倒影的形式，也就是萨达姆独裁现实之下的虚像，上帝的力量无法压制萨达姆。

截止到序幕为止，作品的完成度都很不错。但随后进入正片，导演对戏剧和要素的设计就暴露出了缺乏全局思维的问题。

从女孩启程到游乐场见到男孩的部分，是正片的“前半部”。在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个的“瞬间神明”，但他们相继瓦解，而奶奶放在背包里的公鸡模型、宠物鸡，始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首先，祖孙二人遇到了邮递员。邮递员送人去结婚，并带邮寄物给很多人，因此成为了上帝一样的存在，带来各种幸福。然而，新郎没见过新娘，被美军轰炸而失明，但由此反而不必担心新娘太丑。这样一来，邮递员送人结婚就变成了推动婚姻噩梦的行为，而真正的上帝成为了萨达姆与美军，用失明让新郎似乎得到了“看不见新娘”的所谓“幸福”。

并且，邮递员派送幸福的车看上去非常漂亮，像圣诞老人的雪橇，实则为庆祝萨达姆生日而装扮，也让他直观地成为了服务于萨达姆的“弱神”。这一幕的嘲讽意味很强，可能是全片中上等的优秀段落。邮递员的角色也作为相对贯穿的“神明”，不断地出现、帮助奶奶，又不断地“服务于萨达姆政权”，但后续再也没有了这一段的讽刺感。

第二个“段落内神明”，是卖衣服的小贩。小贩换给女孩一套新衣服，似乎让她变得美丽。但奶奶让她变美的目的是寄养，小贩辐射出的“以物换物”则点明了通货膨胀的现实。因此，这一段中的社会现实更加明确，“神明”的形象也就更弱。这推动了更具体的情节发展，女孩接触到了家庭与物价的双重困境，自己要被寄养，祖孙二人吃不起烤肉。而真正“带给女孩新衣服”的潜在“上帝”则依然是导致寄养的萨达姆。女孩说新衣服穿上很痒，说明她已经愈发感受到现实带来虚假幸福的真实一面。

随着女孩接触到现实困境，导演顺势打破了“前半部”具有的童真氛围，将人物推到更彻骨的黑暗现实。女孩逃到游乐场，想找男孩父子带自己回家。但她发现“龙舟没那么大”，自己也坐不上去，男孩到游乐场的目的是偷钱求生。此时，二人的童真承载彻底丧失，变成了金钱压迫的世界。这标志着童真时刻的结束，二人不得不逃离警察的追捕，并愈发进入社会环境，感受以物换物的通胀窘迫，并用“助纣为虐”或“亲手偷盗”的黑化方式，为萨达姆制作蛋糕，自己成为堕落现实的一部分。

在这个阶段中，作品其实试图带来“孩童视角下的成人现实”，先让他们接触现实，却保持朦胧模糊的呈现氛围，作为童真残留、不知社会的象征，逐步清晰化，推动孩子的童真丧失进程。在二人即将出发的时候，镜头带到了天上的美军飞机，但只有声音而无形象，便是对此的强化，现实此时仍然是较为朦胧的存在。

但很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下去。两个孩子首先来到卖糖的店铺。糖老板是段落内的“上帝”，似乎慷慨地给怀孕女人一些食品，实则图谋她的身体。他对两个孩子同样如是，用把风去交换糖。这个“上帝”的丑恶嘴脸无疑暴露的更加迅速直接，对应着影片阶段的推升，他的形象也更加接近照片上的萨达姆。

在该段落中，导演试图制造一点“童真”的氛围：女人怀孕，对应着‘孩子’的概念，她与两个孩子一并受到“萨达姆”的打压，而后几乎流产时，她依然用两个孩子的名字给自己婴儿取名，且具备一点幽默风格。但从整体而言，这一段的黑色现实感还是太强烈了。男孩开始偷东西，女人卖身而破了羊水的情节也过于刺激。最重要的是，镜头试图将两个孩子隔绝在房间之外，但随后又让他们直接看到了一切惨剧的发生，之前的设计完全没有了效果。

同时，随着两个孩子开始行动，镜头也不断地利用各种边角画面，去表现“以物换物”的生态，有些过于直给。在医院里，男孩偷可乐以满足自己“喝光可乐”的愿望。在商贸市场，两个孩子帮商人抬货，换取鸡蛋。在钟表店，她们终于换出了手表，但又被压榨了价格。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商人都是帮助他们的神明，却又始终是锱铢必较的恶人，更是受困于物价膨胀的苦人。

问题在于，每一段的情节都过于简单。导演非常急切地拉满了物价困局、人心被迫自私化的社会内容，但也让孩子过早、深度地接触到全部社会现实，失去了“逐渐丧失童真，逐渐意识黑暗”的负面成长过程。而且，导演对社会的呈现也比较简单，只是在不断地到处安排萨达姆的画像、新闻到现实里的物价讨论与受迫内容。一切都比较表面化，没有对萨达姆政权的剖析与展开。

在过程中，两个孩子会在游乐场、搬货的台阶上玩眨眼游戏，公鸡不断在孩子偷盗、计较物价时打鸣，作为“童真关系与纯洁上帝”无效、扭曲的表现，游戏变成了做苦力的间歇，打鸣变成了钟表商人蛊惑孩子接受报价的哄骗托词。并且，两个孩子的关系有所变化，女孩感受到物价的压力，因此在男孩把玩鸡蛋去讨好她的“童真”时，反而严肃地怒斥“摔坏了怎么办”。这让她的童真感丧失殆尽，也让二人的关系变成了合作甚至“小偷搭档”的状态。对于暂时的童真时刻，导演安排了一个饭馆的小段落，彼时更加成熟、早偷盗的男孩看着乐队伴奏、与女歌手合唱的女孩。但在他的主观化镜头之中，画面逐渐推到了萨达姆的照片，女孩与歌手则变成了镜中的“河中虚影”状态。这符合他作为更黑化孩子对童真的感受，也让尚存纯真的女孩被揭露了生活的真相。

但是，这样的小片段显然是不够的。在“梦想成真“的蛋糕店，两个人似乎可以完成制作蛋糕的目标，也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蛋糕。但此时，目标已经变成了“服务于萨达姆”，本身便是梦想的变质，对应着此前获取金钱时的以物换物过程。并且，他们更被告知假钞，人心的黑暗程度更加升级，蛋糕店老板的“神明”属性完全不存在。这再次推升了影片的阶段，从“顺从物价膨胀现实，以物换物”的第二阶段，去到了第三阶段的“偷盗堕落”程度。但在这一段里，蛋糕作为孩子梦想的载体，没有在影像上表现出光彩照人的质感，更谈不上过曝虚化的高级处理，段落反而显得非常粗劣。

并且，导演在戏剧结构上有一定的想法，试图双线推进叙事。一边是孩子的“独立接触社会，黑化屈从现实”，一边则是奶奶寻找孩子的过程，以绝对成熟者的视角出发，完全展开现实社会的全景。从思路上看，二者其实是互补与对比的关系，孩子的“朦胧现实”被大人的“清晰社会”所推翻、补充，前者的清晰化又逐步契合于后者的“结果”，并随着双线的合拢而完全统一，一起面对最悲剧的唯一结果，即所有国民的共有社会与命运：二人最终“重逢”，但已经无济于事。

奶奶试图用寄养的方式让孩子摆脱物价压力，不必黑化，但“做蛋糕”始终存在，寄养更不是好的出路，孩子对寄养现实的反抗同样会导致彻底的黑化。因此，祖孙最后交汇，家庭得以恢复，女孩“反抗寄养”与奶奶“找寻孙女”的目标似乎同时完成，但已然是生死相隔的状态，女孩也依然面对着“做蛋糕”指向的萨达姆与物价困境。

但在执行时，奶奶的线索发展非常直给，不停地在医院、警察局中承受“权力者”的歧视与压制。此时，“上帝”邮递员反复出现，不停地帮助奶奶，但他也在不停地讨好、顺从于腐败等潜规则的制度规则，上帝属性在萨达姆的面前完全腐朽了。同时，另一侧的孩子线则如上所述，呈现而言并没有拉开与奶奶线的差异，复杂的交互也没有了展开的可能性。

在细节设定上，奶奶与怀孕女人都是“糖尿病”，这是有趣的手法，暗示着大环境给予她们的命运：注定无法吃到以糖为原料的蛋糕，奶奶更会因为糖尿病而在医院、警察局中昏厥、接受高额医疗。并且，伴随着孩子童真的丧失过程，萨达姆的形象会从孩子水平的卡通画，逐步变成写实派的画作，最后变成照片，意味着其政权真相的推升程度，童真对其附着、“美化”的褪去，黑暗冰冷与独裁强权的真面目也逐渐清晰、凸显出来，被孩子视角所感受。但这种高度象征性的小手法，显然不足以补充全局性的单薄。

作为金摄影机奖的得主，导演的主要天赋点在了局部段落的设计之上。为了推动影片的高潮，他精心设计了“神明信仰”为核心的小阶段，将不同层级的神明一起放置在段落内部，细致地展现了各方的趋同结果，由此综合地加持着女孩的命运：她获得的所有积极神明都是虚妄易碎的存在，一切服务于“萨达姆与美军”这样的强大现实神明，随着阶段内部的推进，她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并直观地呈现在画面之上。

并且，导演也意识到戏剧层面的问题，试图在高潮阶段补充双线对比的叙事结构，但此前留下的问题太大，终究是杯水车薪，只能极其短暂地作用于局部。首先，导演呈现了男孩与女孩在负面的同质化，作为二人现实关系的落点。男孩从开始就是偷窃犯，女孩则在无奈之下盗取了米面。在镜头的流转中，男孩接到女孩逃命的呼喊，随后迅速偷喝了一口饮料，与女孩合流。这一段强烈地体现了导演的局部思维，务求在单一段落中夯实大部分表意信息：女孩与男孩必须同时展现出偷窃行为，哪怕男孩此前已经多次明示属性。

在画面上，导演的操作也是如此，在段落内反复地强化着上帝的失效，反而引导着两个孩子的黑化。女孩偷窃时，温暖的上帝之光打在黑暗的仓库里，随后二人逃上楼梯，随着镜头的上摇，楼梯口的上方又投来了和煦的光芒。这是全片中多次反复的镜头设计，二人会不停地向上攀爬、进入明亮之地，象征着“天堂”，也进入了天空的怀抱。但是，他们的行动目标始终是萨达姆的生日蛋糕，启程时的天空更是划过了看不见的美军飞机，二者是戏剧与画面的强大上帝，主导着行为与“天堂”。到了高潮，二人彻底堕落为小偷，女孩感受到上帝的失效，只能被其引导着一同服务萨达姆。

为了强化这一点，导演精心设计了随后的一场戏，全方位地打破了积极的神明。为了躲避追捕，二人逃到了庆祝生日、带着萨达姆照片的车上。男孩拿着庆祝萨达姆生日的气球，强化“过生日”的目标，而“萨达姆”也成为了真正庇护二人的黑暗神明，让他们能够继续为自己过生日而服务。导演继续堆满单一段落，让车上的气球爆掉，暗示着对萨达姆的批判与揭露，也象征着某种美好---过生日的美好祝愿，生日本身的幸福氛围---在现实真相的易碎，所有为他过生日的人都只是被迫为之，他对对方许诺的和平生活、对方对他的祝愿效忠，都是不断撑大、直到破碎的气球而已。

但无论如何，萨达姆的照片确实庇护了两个孩子，与之对比的则是上帝。在清真寺中，女孩试图用上帝的宽恕来洗脱偷盗的罪恶，在精神层面得到庇护。然而，在导演的镜头设计之下，对她而言的两个积极神明一并被否定了。随着她的跪拜，镜头从胯下取景，拍摄了后面阳光里的公鸡，并搭配着公鸡的鸣叫。此时，女孩背对着公鸡与曾经以之为指引的叫声，更让它承受“胯下之辱”，显然更相信眼前的上帝，但上帝反而将光明让给了公鸡，自身的弱小体现无疑。并且，导演不断地推升着情节，当女孩再度跪拜之时，后景里的公鸡直接消失了。

因此，女孩不得不离开礼拜堂，放弃上帝，却又难以找到公鸡。此时，她同时失去了两个神明，礼拜堂本身更成为了“神明陨落之地”，给出错误与崩坏的指引：取代公鸡、坐在远处光明里的男人显然是“神明”的替代品，但同样陷入虚焦的削弱状态。他给孩子指出公鸡的去向，但并不准确，导致了两个孩子关系的破裂。

他们再次“登上台阶，进入天堂”，天堂更具体地化形为礼拜堂的屋顶，但同样清晰的还有美军的飞机。在二人启程之时，飞机尚只有声音，其变化显然体现着女孩对现实神明身份的认知过程。在“天堂”的屋顶上，两个人的关系完全破裂。女孩刺伤了男孩父亲的“瘸子”与他的“偷窃”，男孩则攻击女孩的“孤儿”。

这升级了此前偷盗的黑化关系，变为激烈的冲突与中伤，导致它的则是正负面神明的指引：积极神明的男人指引着他们来到此处，却没看到公鸡，引发二人的冲突开端，萨达姆则带来了物价膨胀与生日蛋糕的压力，让女孩抱怨男孩在购物过程中的种种，更是行程的起点与心理压力的根源。最终，男孩将偷来给女孩的可乐摔碎，强烈地象征了“负面黑化关系”的破裂升级：基于偷窃而得来的愿望实现，二人友情的黑化纽带，最终还是破碎了。

但在这一段中，导演的戏剧处理依旧缺乏完整性。他打碎了两个孩子的关系，从开头的纯洁友情发展到中段的偷窃友情、一起堕落，再到此处的黑化升级、完全破裂，进一步承受“上帝的无力与暴君的主导”之结果。但在发展中，两个孩子始终缺乏细致的互动，男孩建议女孩偷窃也好，围绕物价的细小纠纷---如男孩把玩鸡蛋被女孩呵斥---或一同承压也罢，包括对各自家庭的指摘，具体内容都不够丰富。

因此，女孩没有很完整的黑化过程，对男孩态度与自身行为---友情，物价压力下抱怨其妄为，不得不逐渐接受偷窃---的切换过于简单，也没体现出两个人对彼此家庭的微妙歧视心理，从而引申出“萨达姆导致家庭更多问题（父亲为何瘸腿或早亡的军事、经济等压迫原因）”带来的冲突诱发点，在更早的时点已然埋下，确立着萨达姆对二人发展到今日结局的更深层主导性。在单一段落中，导演只是集中了所有的内容角度，将它们一并提出、激化，推升二人的破裂，但严重缺乏前导的环节，也就不足以在关系本身之外的部分，更具体地表现萨达姆统治对人物生活的深重、具体影响。

在戏剧角度上看，两个孩子的分裂引出了又一层双线叙事的发展，导演借此完成了对“祖母与女孩”双线的补充。男孩到警察局去找父亲，始终拿着的偷盗袋子奠定着小偷的身份，因此他同样被投入监牢，成为了“祖母”的替代。而在另一方面，女孩短暂地遇到了又一个积极的神明，让双线架构恢复了此前并未落实的对比性。

在女孩寻找公鸡的段落中，导演继续填满了每一个画面的信息量。女孩即将找到公鸡，一个男人踢走了气球，象征着此间环境对萨达姆的明确反抗。这引出了剧情的发展。女孩几乎在瞬间达成了所有的目标。农场主将公鸡、糖、面粉一并无偿地提供给她，成为了全片中最有效的积极神明。同时，他穿着红色的衣服，对应着鸡的红色。导演同样设计了随后的段落，他带着女孩穿过了为萨达姆庆祝生日、不断高喊口号的游行人群，逆其方向而行。这个画面似乎预示着，场主保护了女孩，让她在指引下远离萨达姆主导的环境，即“踢走气球的反抗”。

然而，导演迅速地打破了这尊神明的美好。他带着女孩进入了暗红色的成人电影院，试图娈童、猥亵女孩。于是，他本身与环境的红色神明属性都逆转了，成为了色情的代名词。他指引的不过是另一个现实世界，女孩只能逃回到游行人群一方的现实，并承受了“萨达姆”的压迫：在拍摄女孩逃走的时候，镜头对准了警察抓到背包的手，强调了“萨达姆政权”对“背包中鸡蛋”的打碎。

鸡蛋是女孩唯一靠劳作的正当所得，让她一度拥有了希望，可以靠不堕落的方式服务于萨达姆。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希望，都会被萨达姆政权所打破，必须让她彻底堕落。在中期，她成为物价压力下的小偷，在高潮，则进一步被摧毁，堕落换得的“做蛋糕”都无法实现，只能承受极端的结果：因无法完成目标而被指责，并成为偷入监牢的罪犯。她并不只是以做蛋糕的方式服务于萨达姆，对方对她的吞噬是更加深度的，要求彻底堕落的“自身献祭”，成为黑暗神明的贡品，蛋糕则根本无关紧要。

这样的发展，让女孩与男孩的双线迅速归为统一，一起进入了监牢，补充了此前“对比到统一”的线索与命运走向。同时，在对比中，邮递员的形象持续出现，却反复强化着其神明的无效性。他无视了被逮捕的男孩，帮助的祖孙同样没有好的结局。他致力于找到孙女，带回祖母的身边，也意味着对萨达姆压迫家庭的对抗：受迫于物价压力而寄养，又因为反抗寄养而祖孙分离。但当邮递员终于带回孙女的时候，祖母已经死亡，他也无法回答孙女“你知道为什么她生我的气吗”的提问，甚至“迟来的祖孙矛盾开解”都无能为力。在首尾的对比中，邮递员的出场是为了送眼盲男人去婚礼，结尾却变成了送祖孙回家的葬礼，始终不变的则是“庆祝萨达姆生日”的鲜花车辆。而在归程中，天空也变成了电闪雷鸣的黑夜。

萨达姆主导的世界，最终发展到了上帝的河流：女孩为祖母送葬，黑夜里的河流只剩下参加葬礼的星星火光，是上帝对他们仅有的引导。女孩和男孩回到了上帝之地“河流”，但河流已经变成了黑夜，曾经让他们反复攀爬、向上触及的“天堂光明”已经变成了微弱的点点星火，神明对他们的引导作用也退化为“对祖母葬礼参加者的指引”。在这一段里，作品呈现了现实中可行的上帝力量。祖母魂归土地，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积极的引导，因为她在开篇中曾经受困于萨达姆导致的经济压力，被雇主无奈地抛弃，赖以求生的土地作物失去了意义，此时则以灵魂的形式被上帝指引着重返土地。同时，上帝的星火与河流也修复了男孩与女孩的关系。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笼罩在萨达姆统治的大背景之下。祖母必须用死亡去回归土地。她死于糖尿病，象征着“无法吃糖”这一社会现状对她的“裁决”：物价过高，她吃不到糖，现实原因是萨达姆的领导，又以“患病而无法吃糖”的形式带来了“萨达姆等于神明意志”的属性，并升级为“做生日蛋糕，自己却吃不了蛋糕”的最高程度，最终让祖母在政府暴力环境的警察局中病发。祖母死亡于萨达姆，随后才能转交给上帝的指引，两个神明的高低之分由此凸显。并且，两个孩子的关系修复，同样“得益于”葬礼。

在葬礼结束之后，孩子更是要强忍悲痛，继续为萨达姆做蛋糕。导演几乎露骨地说明了蛋糕的寓意，面粉是生命，糖是幸福，鸡蛋是繁衍，但对应的个体现实却是死亡、悲苦、断绝"繁衍”，他们吃不到这样的蛋糕与生活。在做蛋糕的过程中，导演不停安排鸡叫，让它沦为无济于事的存在，去破除女孩寄托神明的力量感。

最巧妙的是，在这一段的结尾，导演设计了全片最高级且有效的时刻。女孩被黑夜里的微光所笼罩，在河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又幻化为祖母的面孔。此时，微光的色调具有了强烈的疗愈与神性，确切地引导着女孩感到了一种修复。祖母在开篇说，河中是上帝赐予凡人的世界，她的灵魂被引导到此处，并予以复活，再次与女孩相见。这扭转了现实里二人“分离而又只能生死重逢”的悲剧，让她们得以生而相会，弥补曾经无法解开的寄养矛盾。同时，这也意味着上帝世界的存在，在片中第一次显灵，而不只是人们的虚妄寄托。

但是，在序幕的终点，女孩即将前去抽签、为萨达姆过生日，河中世界也变成了水里的倒影。结尾同样如此，一切的修复都是河里的影子，且遭遇了更彻底的打破。上帝的光芒被政府巡查船只的冷光所取代，祖母的面孔再次变回女孩的脸。因此，二人的联系实际上变成了另一种寓意：家庭必然承受死亡与“失去”的痛苦，女孩不得不两次面对“祖母离去”，而她自己也将迎来祖母一样的人生。女孩在“失去祖母”情节的循环，二人面孔反复切换的循环，意味着一种负面的恒定真理：每一代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遭遇也会是一样的，会反复地短暂感受上帝，随后又面临上帝的失效，始终笼罩在萨达姆的“冷光”之中。

这也是“繁衍”概念的逆转，代代交替、繁衍生息的实质是命运围绕着“死亡之痛”的重复循环，构成了每一代伊拉克人在萨达姆长期政权中的永恒生活。在做蛋糕时，男孩格外强调“只带回三个鸡蛋”，鸡蛋是此前情节的最重点材料，是女孩唯一靠做劳力的正当手段取得的材料，因此被她格外珍视，也因为男孩把玩鸡蛋而首次动摇了二人的和谐关系，且体现出女孩对物价压力的感受、对男孩与自己童真的削弱，最终更成为了警察抓破的东西，意味着“非黑化人生”被“萨达姆暴力”碾压的命运。到了做蛋糕之时，男孩拿了三个鸡蛋，恰好是此前打坏的数量，强象征性地意味着二人关系、“窃贼女孩”的某种修复，且伴随着鸡的叫声。但这依然是对萨达姆的服务。并且，鸡蛋贯穿全片、结尾处凸显，也是对繁衍的强化，因为它能将主题范畴外延，不聚焦于某一代人。

最终，带着冷光的政府船只行驶在褪去上帝之光的河中，让它同样变成了外部日常的一部分。事实上，影片如果在这里结束，表意已经非常充分，而且停留在了萨达姆对“上帝力量”本身的破坏之上：它破坏了上帝带来的短暂修复，也具体地入侵了上帝的国度。观众与人物一起，瞬间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与治愈，又被萨达姆的外延力量所冲击，看着政府的船，感受到巨大的失落与空虚，结尾处的固定长镜头与远景完美地放大了这种感受。

随后跟上的成片结尾，固然落实了萨达姆作为现实神明的强大存在与毁灭结果，也尽量呈现了它对人物的冲击感受，但有些过于扎实，失去了人物对上帝的空落感。在全片中，导演都在强调上帝的概念，祖母让女孩信奉上帝，上帝能保佑她不被抽中，在旅程中有公鸡与邮递员这样的上帝投影，女孩先不信上帝，随后试图靠上帝去洗脱偷窃黑化的罪孽，最后又短暂地感受到上帝的帮助，却又转瞬即逝。

在一般意义上讲，上帝显然是高于人类统治者的存在，特别是在伊拉克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神权的氛围会格外强烈。但即使如此，人物依然只能感受到上帝的缥缈与空落，只能利用它去服务于萨达姆统治下的堕落自我，连带着上帝一起变为服务者。这才是对萨达姆之力的最佳呈现方式：他甚至比上帝更强大，甚至能奴役上帝，打破上帝给予国民的任何疗愈，并最终确切地入侵上帝之国。即使是如此神权的国家，人们也只能感受到上帝失效的空虚。对于伊拉克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而言，这其实是最贴切的“现实呈现”。

所以，导演选择将结尾落回去，聚焦萨达姆本人，想要以此放大作品的批判与揭示力度，但反而有些失去了质感，变得略微生硬与强行了。在全片中，他其实一直在试图表现更高级别的批判效果，制造童真的陨落过程、上帝信仰的旁落过程，但他又始终是急切的，过早地带来了女孩心灵的黑化、人物关系的崩塌、现实清晰的样貌。结尾同样如此，他拍了一个更聚焦于上帝与信仰的段落，但又绕回了对萨达姆本人的矛头，而且内容颇为直给。

男孩们穿上了军装，彻底变成萨达姆的“士兵”，也必然即将承受死于战场的命运。学校不再有萨达姆的照片或画像，而是由老师穿上军装，真人变成了“萨达姆”，推升了其作用于现实力量的极致。他吃了蛋糕，表扬着蛋糕的甜美，但这建立在女孩付出童真与祖母的代价之上，而他也并未给全班人分享这种“幸福生活”。

这个处理还是体现了导演的巧思。萨达姆其实并没有造访学校，女孩的蛋糕只福利了其代言人的老师而已。这说明，即使女孩没有做出蛋糕，其实也无关痛痒，因为有太多人为萨达姆被迫地奉上蛋糕。萨达姆对她的压榨其实是“童真心灵的殒灭“，是纯真之人的身心献祭。然而，全片中“童真沦丧”的过程缺乏发展细节，让人无比遗憾。

此时，导演想要放大各种阶段的现实命运，因此安排了美军飞机的轰炸。首先，它等同于对孩子们未来的提前预言，穿上军装的他们提前“上前线而死”。同时，“萨达姆”同样被炸，暗示了政权的未来。但萨达姆招致的美军飞机同样是“高空天堂里的上帝”，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长期军管的入侵时代，依然是萨达姆时代的延伸，炸毁教室正是未来的象征。

整体而言，这个结局的表面批判力似乎很强，也具备多重的表意设计，但在艺术效果上过于生硬直接。人们过于具体地承受了独裁者与军事暴力的压迫，而此前“对上帝的空虚”其实同样是对现实压迫的反应，而且更作用于心灵，是更高级别的绝望感，内在的批判力更强。

所幸的是，导演依然具备局部段落的设计天赋。两个孩子眨眼游戏的落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尾的艺术呈现力。它贯穿全片，四次出现，第一次是绝对童真的“河边游戏”，第二次是逃出游乐场、躲避抓捕、“童真世界”已然沦丧为“偷窃”的节点，第三次是愈发承受物价压迫、“当劳力”之苦的台阶之上。他们始终以游戏的“最后童真”去维持彼此关系，并抵消现实压迫与心灵黑化，但每次都无济于事。

到了结尾，他们最后一次玩游戏，实际上是对发展的总结与升级。他们以童真去构成“桌子”，抵挡战争的轰炸。而且，他们也似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童真之心”。在镜头的拉长之下，二人始终坚持着不想眨眼。这具备两重效果，仿佛意味着对游戏胜负的执念，是小孩子才有的童真举动。但与此同时，这放置在轰炸的情景之下，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实际上放大了“童真”对外界现实的对抗意愿。他们只要坚持着不眨眼，就能让游戏进行下去，并始终注视着对方一人，无需去看外部世界，用游戏、童真、友情关系去屏蔽现实。因此，这既是“执着于游戏”的童真心理，也是“用童真去对抗现实世界与堕落自我”的执念心理。

更巧妙的是，他们的“执念”受限于生理机能，只会让眼睛不停地流泪，象征了其反抗之心的必然结果：生理机能象征着萨达姆统治的客观真相，注定抵消他们的执念，归于“悲痛”的现实状态。并且，当他们不停眨眼的时候，游戏依然没有结束，没有任何一方宣布自己的胜利。这同样具备两重表意效果，说明了他们“延续游戏”的执念，但更意味着游戏本身的意义丧失。对他们而言，胜负事实上已经不再重要，他们都在眨眼，意味着没有胜者，双方都是现实笼罩下的悲痛之败者，而不宣示游戏结果的行为，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放弃了对游戏的聚焦，失去了真正的童真，只拥有着无力的意愿而已。有了这个处理，本片的结尾虽然不完美，但也不至于显得过于低级了。

纵观全片，导演的天赋非常明显，但也有新人一贯的局限。心态比较急，过于要“声高”，又担心表意的触达，对议题对象的观察与思考也生涩一些。他的局部颇有想法，大概也受到了韦斯安德森作品的一些触发，试图用相似的手法去搭建孩童感受的主观化世界，逐步破除其遮蔽，慢慢地清晰化呈现成人的黑暗世界，表现童真的陨落过程。但在执行上，他做到的东西还是不够多。

拿到金摄影机奖，除了导演天赋之外，本片的政治属性肯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导演也确实努力地批判着萨达姆政权。但相应的层面反而是作品最弱的环节。它更多是孩子视角为主，却又不满足于孩童，强化了萨达姆与社会面，让“孩童纯真”过早地流失，但反映的“成人世界”又停留在表面的结果，物价膨胀、萨达姆暴君、美军战火。如果在创作出发点上更加纯粹一点，本片无疑会再上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