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到底差在哪

疫情期间在家又看了一次两版《三国》电视剧（94版和10版），有关新《三国》的讨论一直都聚焦于台词低幼、历史常识匮乏上，本文则希望从单纯的创作角度讨论新《三国》的得失。欢迎讨论与补充。

结构冗长

《三国演义》（或者说是三国这段历史）是四大名著中最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其优点如下。

如鲁迅所言，三国这段历史不如东周列国那样漫长复杂，也不像楚汉战争那样短暂简明，主要活跃的人物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加之三方势力的角逐非常适合制造戏剧冲突。可以说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就具备文学化和戏剧化的基础。

此外，相较于《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和文字的考究性较弱，基本以叙事情节为主，这为编剧改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既为编剧提供了清晰的叙事脉络与重点情节，又不会为编剧造成过多的在文学取舍上的改编掣肘。

因此，《三国演义》似乎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剧本雏形。得益于章回体小说的特质，罗贯中以官渡、赤壁、夷陵、北伐四场战争作为时间节点，故事发展的整体脉络，又在回目中提炼出了每一章节的重点，使其可以独立成章。

但是，《三国》在进行影视化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刻意表示希望和《三国演义》拉开距离，这是主题上的再建立，无可厚非。但是他们连同《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一起抛弃，开篇于曹操刺董，结束于司马干政，而且为过分树曹操这一形象的“真实历史形象”在他个人的私事刻画上着墨过多，使编剧和导演思维过分狭隘，往往让剧情陷入小范围的私人纠缠中，这种视角让编剧和导演本就薄弱的历史储备有了更大的犯错几率。

因此，《三国》这部剧虽然充斥了各类人物对时局、战事冗长的口头解释，但是缺乏对时局真正的客观视角与主线叙事，以单一人物视角去片面反应历史动向，同样为暴露历史疏漏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繁复的对白解释稀释了单集的剧情密度和节奏感，因此《三国演义》那种可以直接套用的独立篇章被彻底打破。直接的体现就是尽管《三国》删除了孙策立业、宛城之战、合肥之战、汉中之战、七擒孟获等诸多情节，但是节奏感并没有有所改善，甚至更加冗长，甚至比旧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还多出了10集。

这种对整体结构安排的漠视必然会导致剧本撰写的冗长。由于主干情节不够明晰，所以很多情节只能靠人物的对白来临时阐述，例如从黄巾起义、十常事之乱、宛城之战、汉中决战都依靠人物的对话像观众解释。这种做法的直接体现就是，它加大了演员的台词量，却对建立人物性格、推进情节毫无帮助，而且像黄巾起义这种影响全剧走向的重要事件，影像表现远比人物对话有效的多，但由于编剧和导演一心扑在对曹操个人得失的关注上，只能使这种对于节奏的稀释和对于主线的模糊愈演愈烈。

快餐式的人物塑造

《三国》这部剧力图突破脸谱化对于角色塑造的限制，创作出更加立体的人物，但事与愿违。《三国》的编导似乎一直有一种天真的文学观念，即人物对白等于人物心理，因此曹操不厌其烦的用对白像观众解释自己为何要征伐徐州、自己为何认为刘备是英雄、关羽一生得失等等带有史学研究性质的论断。而且这种对白几乎出现在了电视剧《三国》中的任何一位人物身上。

这种性质的对白，是造成故事节奏冗长的罪魁祸首，然而更为致命的是，它摧毁了人物的立体性。

在电视剧中表现人物，无非是行动和对白两种形式，而即使不谈表演艺术和写作艺术，我们也知道行动比对白有感染力的多。而《三国》的编导显然把史学论断和塑造人物混为一谈，曹操“攻伐徐州为父报仇”是曹操昭告天下的官方理由，在94版《三国演义》中，他在该行动中的杀伐果断是其军事家的素养体现；暴怒屠城的行为既是他个人情绪的宣泄，也暴露其作为新晋军阀，渴望震惊天下的野心；而得知兖州失陷后迅速回撤，为迎奉天子放弃复仇等行为，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韬略。在这一段剧情中，94版《三国演义》没有用任何对白展现曹操个人“真实的内心活动”，只是拍摄了曹操在面对突发事件的客观反映，通过剪辑、配乐、宏观场面调度和鲍国安的个人表演，直接展示曹操在做出一系列官方决策时的外在形态，用行动表现出曹操的个人气质，并不将干涩的解释性对白强加于人物行为。

而《三国》这部电视剧最喜欢的做的，恰恰就是让两个主要人物躲在密室里直接解释“自己的内心想法”，从而对人物行为做出单一的总结性评价。这种行为也许可以降低拍摄难度，毕竟写潜台词要比用人物对白解释情节难得多，且可以尽可能的是场景调度、人物表演简单化。但当编导以这种思路来撰写剧本的时候，塑造出来的人物一定是脸谱化且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傲视天下群雄的关羽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我们兄弟不如孔明”，并叮嘱刘备诸葛亮可能会夺权；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之后，要当面和刘备逐字逐句的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讲；刘备托孤说出“君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后，要特意叮嘱刘禅这是为了保护你；司马懿被诸葛亮木雕吓退之后，要哭天喊地的说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要流传千古等代替观众理解人物的多余行为。

此外，也许是受学者易中天的影响，《三国》的编导试图将“曹操-荀彧”、“刘备-诸葛亮”、“孙权-鲁肃”作为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核心关系进行塑造。但是，无论是他们所认可的，作为正史的《易中天品三国》，还是他们试图打破的，作为戏说的《三国演义》，在突出主要人物的同时，都没有避讳描述非核心人物的才能与品德。无论是易中天还是《三国演义》，都没有避讳关羽、张飞、郭嘉、贾诩、荀攸、孙策、张昭、吕蒙、张辽、张郃、夏侯惇、曹仁、甘宁、钟会、邓艾、法正、姜维、田丰、文聘这些人物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贡献和人物风采。但是在《三国》中，这人物的主导性人格被忽略淡化，主要事迹被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群雄逐鹿的华彩篇章被简化为“智商超于常人的几个主角密谋后掌控全局”，加之冗长的剧情节奏，使电视剧的叙事脉络更加模糊。

在上述基础上，《三国》中主要人物形象走向了粗暴的单一解释，而许多非核心人物则根本无法在逻辑层面成立。就像笔者很难想象，为什么《三国》中心胸狭隘且头脑简单的关羽、张飞会成为当世名将；武力则成为了衡量将帅的唯一标准，合肥之战和汉中之战，似乎也只是几个领袖级人物的私人恩怨，张辽、张飞、甘宁、张郃、黄忠、法正等人具有决定性的决策和表现只字不提，这不仅是人物塑造层面的偷懒，同样是也是对军事角逐的粗暴简化。相反，在被许多人视为脸谱化的94版《三国演义》中，运筹帷幄的周瑜不乏沙场斩杀敌人的英姿飒爽，暴虐骁勇和礼贤下士都是张飞在不同语境下的性情展现。

以此为基础，《三国》这部电视剧其实走向了突破脸谱化角色的反面，他不仅使人物形象趋于快餐和单一化，甚至在人物塑造过程中偷工减料，天真的认为人物对白等同于人物心理，人物功能等同于人物性格。

幼稚的历史观

由于对主线结构缺乏客观描述，又在人物塑造上充满了技术性的偷工减料和对于历史结论的粗暴照搬。不可避免的使《三国》的历史观浅薄而幼稚，而历史观恰恰是提升一倍历史剧上限的关键。虽然也描写权谋、背叛、杀戮，但94版《三国演义》的主题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一脉相承，继承了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浪漫化视角，突出描写了英雄人物守诺、忠诚的道德观；争衡天下谁与争锋的人生观，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命运观。

相反，《三国》并不能从阴谋情节中提取出真正的主题，原因主要如下。

其一是对这段历史的客观叙述不够，忽略了从王朝式微到军阀割据在故事上的逻辑关系，妄图以曹操个人切入历史，实则顾此失彼。

其二是过分依赖对白解释人物，而不是用情节塑造人物，在叙事上剥夺观众的感受空间和思考空间，用填鸭式的方式输出结论，从而无法在整部剧的层面上引起观众的总体共鸣。

其三是在叙事过程中过于片面，重文轻武，聚焦谋士谋划的“阴谋”部分，对战争中名将的个人魅力描写和宏观战争场面的表现上偷工减料，在表层上大量减少观众获得共鸣的篇幅，本质上则是对历史观的简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创作者可以在历史题材中提取不同的主题，即便《三国》的主创可以反对《三国演义》浪漫化的主题倾向，这无可厚非。但是，《三国》并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主题，表面上，《三国》的主创试图通过对曹操、鲁肃、刘备等人的全新塑造对“《三国演义》造成的刻板印象进行反叛”，但“反叛”并不能构建主题，它只是一种行为。况且，如前文所述，《三国》的对于脸谱化人物的突破，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粗暴的填鸭式价值观输出和快餐式人物。所以，《三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一种天真的，对传统的反叛作为叙事的出发点，但是被没能构建出和这种反叛相称的独立主题思考和合理的剧作逻辑关系。

总结

很多观众质疑新《三国》中的表演不够克制，领悟片面化，有关这些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且笔者认为，在剧作结构呆板、剧本撰写冗长单一、人物塑造快餐化、缺乏主题的基础上，表演程式化也是必然结果，毕竟剧本已经写成这样了，演员可以发挥的空间实在不多。

至于编导缺乏历史素养，剧本逻辑前后不对应，时常出现历史常识失误等问题，与之相比，已经不算是伤筋动骨的问题了。